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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市场的诞生，是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重要里程碑。在近代上海，存续近一个世纪的外商证券市场，以其贯通中外的资本网络，成为了解中国金融近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关键场域。这一特殊平台，既深度耦合于全球金融体系，又在内生逻辑与外部约束下形成独特路径。然而，相较于成果丰硕的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外商证券市场的研究长期以来较为薄弱。

　　远东出版社近日推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宋佩玉的新著《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兴衰史（1843-1941）》，梳理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从萌芽、成熟到瓦解的完整历史脉络，深入剖析其市场主体、交易机制、监管体系与波动因素，具有“填补空白并带有‘攻坚克难’”的属性。这部著作通过剖析这一“本土特色与国际属性”兼具的资本配置平台，系统回答了为何在产业经济滞后的背景下，近代中国金融业却能率先迈出现代化步伐等核心问题，为理解经济转型中的金融角色提供了历史性答案。该书是宋佩玉教授关于近代上海外资金融体系研究“三部曲”的第三部，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英国藏近代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的阶段性成果，并获得2025年度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版专项基金、上海证券期货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研究计划的基金资助。此前两部《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843-1949）》与《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分别荣获金融图书“金羊奖”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科学术“著作类”奖。

　　《资本的全球化》于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下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海外藏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数字时代的回顾与展望学术工作坊”开幕式上首发。新书发布会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文硕主持，吴景平、汪朝光、戴建兵、魏众、曹建、徐茂明、陈占宏、何品、马军等学者与会讨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景平表示，外商证券市场涉及当时国际化程度最高、现代化因素最为齐全的机构、企业、行业，它既是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核心部分，又是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关键节点。尽管当时国人或有排拒的心态，历史书写也往往语焉不详，但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代中国金融的涉外部分，往往被传统的金融史叙事忽略。宋佩玉教授的著作向学界证明，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不仅是研究不应回避的部分，更是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且取得优秀成果的课题。”吴景平教授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原所长、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汪朝光指出，资本的作用在近代以来愈发重要。《资本的全球化》选题具有开拓性，运用的史料丰富，从外商证券市场引入全球化的视角，引人深思。他提到，宋佩玉教授在书中提出的“弱政府、强自律”模式，作为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独特监管模式，准确揭示了问题的本质。书中指出，最有效率的证券监管市场应在市场自律、法庭诉讼、行政监管和国家控制这几种主要监管手段之间保持协调与制衡。然而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监管中，行政监管和国家控制处于次要地位，主要依赖市场自律和司法判例来保障运行。

　　《资本的全球化》还从中外文档案中梳理出四个典型的司法判例，指出当时司法判例与商事惯例之间凸显出各种矛盾，涉及种种交易规范问题，但这种矛盾在判例与惯例的调适之下不断弭平，最终形成新的市场监管框架。这些在司法实践中形成的典型判例往往成为商事法律体系革新的关键推手，在普通法系“遵循先例”的原则下，由判例确定新的裁判规则，倒逼商事法律体系不断完善。这种动态调试机制是西方商事法律体系在移植过程中实现本土化改造的关键路径。而近代中国列强环伺、社会动荡，金融业却能意外地走在产业经济前面，上述的移植与调试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与会学者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戴建兵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典议题切入，探讨了近代中国资本市场的独特性及其国际性特征，充分肯定了《资本的全球化》一书的学术特色与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雅特聘教授魏众指出，该书在运用外文文献与档案方面成就显著，并强调理解近代上海在“租界”历史背景中的金融市场发展，需正视金融所具有的双重属性。上海远东出版社社长曹建评价该书旁征博引、气势磅礴，认为其选题价值高、学术贡献突出，兼具理论深度与叙事张力，文本质量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均值得称道。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徐茂明进一步指出，该书大量依据西方文献，同时参考部分中文史料，对拓展传统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资本的全球化》的责任编辑陈占宏回顾了作者在写作与编校过程中精益求精的细节，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副主任何品则从档案寻访与图片档案价值角度，肯定了该书为未来中外资证券交易档案整理研究提供的坚实基础。最后，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军从研究视野、资料获取与全球化视角等方面展开讨论，指出全球化的实现离不开全球和平的依托，并强调本书在这些方面的深入探索具有重要启示。

　　与会学者表示，《资本的全球化》深刻揭示了近代上海外资金融体系的核心结构——一个以外商银行为中枢，外汇市场与外商证券市场为“两翼”的“一体两翼”共生格局。享有特权的外商银行（如汇丰、麦加利等）通过外汇定价与清算主导全局；外汇市场作为资金通道，其波动直接传导至证券市场；而以上海众业公所为代表的证券市场，则成为外资的“蓄水池”与风险的“放大器”。这一精辟的框架，清晰地勾勒出“银行引入外资→外汇市场兑换→证券市场配置/投机→收益汇出”的完整资本流动闭环，不仅塑造了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繁荣，也导致了近代中国金融主权的部分丧失和市场脆弱性的加剧。

　　以史为鉴，本书所揭示的种种历史经验与深刻教训，对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警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必须构建现代完善的金融法治与监管体系，既要激发市场活力，又要守住风险底线，方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宋佩玉博士的书稿《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兴衰史（1843—1941）》即将付梓。就近代上海金融史研究而言，这是一部具有填补空白并带有“攻坚克难”属性的著作。

　　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是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且最具近代性和国际性的证券市场，它既是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核心部分，又是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关键节点。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源起可以追溯到上海开埠之初，其正式形成和运作远早于上海的华商证券市场；作为典型的资本市场，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外商企业资金供需的重要平台，同时又曾服务于旧中国政府举借外债和满足上海租界当局的财政需求，有着极为丰富和重要的历史内涵。但是，相较于成果丰硕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对于“同城”的外商证券市场的研究却进展缓慢。虽然学界不乏关于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论文，不少通贯性金融史著作也都述及上海外商证券市场，但缺少全面系统的专门性研究。

　　宋佩玉的这部书稿正文共五章，其中第一章分三个时期梳理和展示近代外商证券市场从萌芽到成熟的历史全景，第二至第四章分别系统介绍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市场主体和交易品种、运作机制和交易规则，以及金融监管体系。第五章则从长时程和全视域切入，分析影响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波动的若干因素。书稿结语从全球金融网络的建构、资本的集聚效应、制度的溢出效应、本土产业资本积累的迟滞和金融风潮频发的不同角度，力图对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作出历史性的定位：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既扮演了全球资本在远东地区配置的核心角色，促进了中国金融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作为不平等条约体系的经济延伸，加剧了半殖民地经济的依附特征。书稿后附的《股票经纪人名录》《外资机构名录》《人物名录》《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大事记》，具有很高的参阅价值。以上框架体系和相关内容，既展现了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整体性和连续性发展脉络，又对这一市场的构成要素、运行规则乃至演变动因和实际影响等方面，作了较深入的探析。

　　应当指出，迄今为止尚未见有关于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历史变迁的专门性资料选编，为完成这部书稿的基本叙事，宋佩玉收集整理了大量第一手史料，并在行文中作了极为翔实的引述。要全面、系统地研究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历史，难度确实很大，就史料文献方面而言，不是相关的资料匮乏，而是资料太多，其中“入门级”的资料，即关于上海外商证券市场起源和运作的最基本也是最权威的资料，散见在数量浩繁的近代报刊，尤其是《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西文报刊中。通过有关数据库找到这些报刊并不难，难的是较完整地查到与外商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资料。目前书稿自1866年6月《北华捷报》刊登的第一份股份行情纸起，仔细爬梳了数十年间各外资股份公司的组织设立、注册登记、各种股票债券的招买发行与行情、交易和交割状况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并且逐一标明征引出处。而书稿所附《参考文献》第二部分“外文报纸”，按引文标题首字母为序，列有近320条带有标题、刊登日期和报纸名称的引述信息，其中每一条均在书稿中有实际引用，而书稿正文共303页。此外，《参考文献》其他6种类别所列诸多条目，包括档案、中文报纸、中外文期刊、著作、资料汇编及博硕士学位论文，每一条在正文中均有至少一次的引述。这就为史事构建的原创性和分析视野的全面性确立了厚实的基础。

　　笔者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数十年，尤其对涉及财经和中外关系诸领域颇为“敏感”，综览这部书稿引发了一些思考。毋庸赘言，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产生至结束，其“国际化”属性都十分明显，而这种国际化属性并非仅限于狭义的外商证券市场边界之内，如西商众业公所通过其经纪人对各种上市证券的交易运作，还在于众业公所本身和各相关外资上市公司的注册登记即合法性的获得，无论依据《股份公司法》还是完成注册的处所（伦敦、英据香港，以及上海的英国领馆），以及经纪人和客户的构成。这部书稿还告诉我们，早期外商证券市场的股票种类繁多，涉及的外资上市公司可分为银行/金融、航运、码头、船厂、保险、工业、地产和种植园股，以及杂项等类别，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还是相关银行、公司企业和行业“国际化”的缩影。而书稿中关于清政府多项外债和上海租界当局历年市政公债的发行和交易的内容，则揭示了西方所主导的“国际化”对近代中国财政和经济社会的影响力。谈论“国际化”，评析近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地位，都应当结合特定的历史场域，诚如宋佩玉在书稿结尾处所言：对于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的双重性对当代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径选择的影响，以及制度“移植”方面的“后殖民金融”惯性，历史的清醒和现实的警醒都不可或缺。

　　宋佩玉从事近代涉外金融史研究多年，先后出版了《近代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843—1949）》《中国外资银行百年史（1845—1949）》，得到各方的关注和学界的好评；这部《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兴衰史（1843—1941）》的问世，不仅是宋佩玉本人在相关研究领域持续探索和提高的又一力作，也是她新的研究工作的“起手式”。涉外金融研究的“三部曲”不是终曲，希望宋佩玉在学术的追索上不懈努力，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