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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牛乐，西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西北民族民间美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始于政府主导的一系列文化保护行动，2004年，文化部、财政部即联合发起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奠定了扎实的工作基础。2005年，我国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公布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同年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加强民众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注。2011年，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奠定坚实法律基础。从2006年至2020年，国务院公布了五批共1557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认定了五批共3062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目前，我国已有42个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是一个总体性概念，由政府、学者、民间三种不同身份主体的实践交互构成，政府主导和制定一系列决策规划，这些决策有明确的目的和导向，致力于文化传统的价值化进程。在学术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学者所关注，是具有鲜明社会价值取向的理论探索，并主导了与非遗事业相关的话语体系。对于文化企业和传承群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明确的功利性，是建构社会身份的有效路径，也是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生存之道。基于不同的价值面向和利益需求，以上三种身份主体用差异化的实践形成密切的互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对应关系显而易见，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将语言视为“人类存在的文化模式和基本状态”。自索绪尔（Saussure）开创现代语言学以来，语言研究并未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却显然已经成为连接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桥梁，由语言研究展开的知识创新成为继自然科学之后又一个极富实证意味的研究领域。在科学表征主义备受挑战的当代知识界，语言研究仍旧体现出其可供开掘的实践潜力。

　　在社会学界，希尔斯（Edward Shils）关于“传统”的理论事实上表达了人类对于“过去”的伦理化审视和价值重塑，并借此从理论上贯通了人类生活史和知识史的连续性。相对于希尔斯统御全新文化史观的“传统”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对于全球化时代物质生活、文化传播以及个人和集体权力的具体调适和实践，其缘起可能基于多种不同的诉求，但是核心要义无疑合乎21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总体变迁。在一定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表现为丰富的语言活动，其在尊重历史惯序的同时，将文化作为一个共时、连续的时空整体，使之充分资源化，强化了生活与知识建构的一体性，策应了社会生产的生态性，这无疑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最突出的时代价值。

　　尽管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民间仍旧是一个不容易被准确理解的词汇，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的内涵过于模糊，而是因为其跨文化的知识背景和开放的意义空间。除相对固定的公约文本之外，关于非遗的知识体系始终处于建构过程中，其中不乏政治权力的制衡与博弈，亦具有鲜明的政治经济学特征，表现为典型的反身性（self-reflexive）实践。

　　与当代人类学、社会学借用自然科学理论的学术惯习一样，“语义场理论”（The theory of semantic fields）由德国学者伊普生（G.Ipson）和特里尔（J.Trier）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基于鲜明的跨学科性，“语义场”理论充斥了对物理现象的类比，用于描述语言结构的类聚性、层次性、内联性。在此意义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语义场，其任何一对词语所代表的要素只有置于具体的语义场中才可以被理解和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西方语言与中文互嵌的语义场，从一开始即具有文明对话的性质，隐含潜在的文化冲突，又具有多元交融的文化意涵。作为从英文转译成中文的词汇，中文语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能与英语原文(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具有完全对等的含义，也由此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语义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三个词项构成的复合词，其中“文化”是其主根，“非物质”和“遗产”两个词项定性并修饰了“文化”一词。在实际运用中，“文化”是一个中性词，在不同场合有约定俗成的理解，而“非物质”作为“负词项”修饰“文化”则较难获得民众的普遍理解，因为其与中文惯常的构词方式和逻辑思维方式相悖，以至于在民间常被简称为“非文化”。相对而言，“遗产”一词更容易造成分类的困惑，甚至引起争议。这几个词项相互结合产生复杂的语义关系，衍生出一个涵盖了多重知识谱系以及丰富内涵的庞大语义场。

　　“非物质”是非遗保护体系中最具有能动性的词汇，也是语义场中所有词汇共有的义素，而“物质”与“非物质”这一对相反的概念则构成最基本的关系义场，围绕其发生的意义生产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实质动力。作为语义场的延伸，不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本身仅仅代表一系列滑动的语言能指，其最终结果则表现为语言活动创造文化事实的过程。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文语言世界中，不论是“物质与非物质”，还是“保护与传承”，大多数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议都始于潜在的语义对立，非遗工作遇到的多数问题始于语义关系造成的逻辑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出的多层次语义集合，不可避免的具有中国语言文化“词”与“物”对应的逻辑结构，具有“音－形－义”互构的生成方式和符号特征，并因此形成典型的“关系义场”和“类属义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义场总体上有序而活跃，其分类丰富，合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高度开放的涵括力，各个子集之间时常发生意义的交流、置换或冲突，尽管其中很多的词汇的所指宽泛，意义模糊不定，例如“传承”、“保护”、“发展”经常造成认识观的矛盾、理论和实践的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无疑成为解决问题的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义场同时具有“场域”特征，其并非一个有形无界、空洞无物、充满暗能量的自然范畴，而是符合布尔迪厄对于“场域”(field)一词的描述，和资本的转化密切相关，充满积极的潜力和竞争性。尽管强调对习俗、知识、记忆、技艺、文化空间等非物质性因素的保护和传承，在“非物质”一词的动力黏结下，丰富的物质文化顺理成章的填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义空间，类似于一个巨大的物品仓库和意义生产车间，为其充分的价值转化提供了合理的结构和道德保证。

　　基于开放的语义空间，历史性、民间性、民族性、民俗性、生活性在非遗语义场中均匀分布，强化了中国非遗的传统性。“断代”“延续”“保护”“传承”“创新”“产业”“消费”等词语则动态分布于各个语义节点，表征了中国非遗的发展性。二者共同建构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义网络，其较高的宽容度容纳了诸如民间艺术，民族史诗，民间仪式，民族民间医学和特殊知识体系等既往存在价值争议、或者无法纳入主流文化体系的文化形式，并将其上升为优秀传统文化的范畴，有效赓续了中华文化的生活空间和多元文脉。

　　中国的非遗事业是在中国语言环境中萌生和传播的，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诸多领域的社会事业，但是在当代中国，无论其内涵还是实践均表现出鲜明的语言化特征，非遗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知识的传播、概念的组织与延伸均与其自身语义场的变动和重构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非遗”的语义增殖和社会实践互为表里，形成互动，其自身的文化空间亦获得了持续的拓展。尤其在21世纪以来的网络世界，与“非遗”这一概念链接的关键词和热点越来越多，且充满创新、创意的词汇和语义。此种语言网络的增殖并不意味着其规约性和内质的改变，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生存语境的变迁、价值化路径的拓展。在此过程中，中国语言文字对“非遗”概念的建构作用十分显著，体现出中华文化特有的知识谱系和精神内质。语言活动推动了中国非遗事业一系列创新价值观、伦理基准的建立，也催生了多元的实践策略和行动方式。也可以认为，中国语言文化塑造了中国非遗的本土特色，使之具有了中华文化特有的行动观、特立独行的思考模式和实践路径。

　　所有的非遗形式自被收录入非遗名录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日新月异的技术语境和文化传播环境。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义场特征，其显著的文化“标出性”（markedness）更能表征其文化的传播活性和动力机制。标出性作为语言学概念由布拉格学派的俄国学者特鲁别茨柯伊（Trubetzkoy）和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提出，属于兼具思辨性和实证性的理论范式，至近代已经成为语言学、符号学、叙事学及新闻传播学的重要概念。近年来，中国学者赵毅衡、陆正兰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使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更具解释效力。作为典型的三元符号理论，标出性理论用“正项-中项-异项”解释动态的符号动力机制，具有更实际的社会实践价值。

　　作为一项具有法律效益的规约文本，在2015年之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解释权属十分有限，非遗文化，非遗产品，非遗扶贫等当下常见的词汇尚未获得学者们的认可，官方媒体也很少使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Ethical Principles for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该决议采纳了 12 项伦理原则，旨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尊重和滥用，涉及道德层面、立法层面或是商业利用层面。从实际影响来看，这一补充原则产生的社会效益极为显著，其强化了非遗工作以个人和社区利益为中心的伦理原则，强化了非遗公约的实践性、创造性指向，过度的规范性解释和商业化发展受到了制约，缓和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与此同时，该原则进一步支持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文化创新理念，并体现在我国政府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中，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事业不仅上升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同时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作为对该伦理原则的响应，2015年6月，文化部、教育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发起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研培计划在夯实非遗保护工作的基础上致力于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具有鲜明的人本指向，旨在强化非遗传承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提升创新创意能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研培计划项目覆盖了民间手工艺、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节日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以提升非遗传承人的创新能力为基础，通过多重渠道为非遗文化“赋能”，以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在此过程中，原生态保护和封闭式保护广受质疑，“非遗走进现代生活”、“见人见物见生活”和“生动实践”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的创新实践理念。

　　中国的非遗工作脱离学术话语的牵制，进入生活世界并赋能于个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语言世界，这一进步同样体现了语言技巧的社会效用。在“标出性”理论中，符号中项并不能自我显现和界定，而在于正、负两项对其的争夺，即所谓“中项偏边”。在此过程中，主流与非主流、官方与民间的差异性被弱化，权力关系被倒置，对话关系进一步强化，无形中契合并延续了中国传统礼俗互动的固有社会机制。在中国的非遗工作中，标出策略的运用通常是双向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常依赖并获得政府、学者或商业机构的道德侧重和实质性扶持，标出与非遗精神相悖的产品、论调或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被标出的非主流一方并非一如既往地处于劣势，有时也会利用这一策略反转为主流一方并获得实际的利益，尤其在网络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中国当代社会，这种娴熟的标出策略对每一个参与者而言均成为机会。

　　当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标出性操作得以实现的理想场域，无论是政府宣传、舆论导向，还是传承人个人的作品推介、产品包装，独立或者抱团发展都体现了鲜明的标出策略。例如，非遗项目名录的编制和传承人的评审，一方面是利益再分配并赋能于人的过程，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政府对文化符号的操作实践。

　　在当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体系中，“民族”、“民间”、“原生态”等词语具有相当的操作潜力，其不仅表征了文化多样性，亦与文化生态建设密切相关，这些词语争夺符号中项的胜利也成为文化活性的重要指征。在符号学意义上，这种“标出”策略的实施者并不局限于政府一方，亦来源于社会各界共同的符号操作。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符号操作使民族民间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形成合理的交融与制衡关系，弱化了“大文化”与“小文化”、“雅”与“俗”的二元对立，形成了具有良好生态的文化传承场域。在深层的意义上，这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造就的文化事实，其超越任何价值合理性，契合了普遍的社会伦理和生活诉求。

　　此外，为个人和媒体赋权是非遗文化标出性操作的又一表征。近年来，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地方政府举办的非遗节渐趋常态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其中政府主导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成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竞相参与的展示平台。自2017年开始，光明网每年推出“致·非遗，敬·匠心”系列直播活动，联合多家直播平台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进行非遗传承人线上技艺展示，观看人次破亿。2018“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非遗公开课》系列节目邀请国内知名专家、传承人讲述非遗的相关知识。上述举措显著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影响力，使其文化传承功能、传播功能、生活功能进一步拓展，加快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会生活的进程。与此同时，自媒体平台上非遗作品的影像创作与传播有效的提升了非遗传承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解释权，此种释放使非遗的言说权很快突破了阈值，强化了非遗文化多元主体的间性互动。

　　孔德（Comte）的实证主义哲学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将人类的社会秩序看作自然秩序的延伸。这一观点尽管弱化了人类对于文化的主体建构价值，但是由于契合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制约了社会科学漫无边际的人文解释，对于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影响甚深，迄今仍为研究社会文化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冗余”在信息技术领域指数据的重复存储、编码或备份，以增强数据的安全性。在信息传播理论中，冗余“直接影响到一个讯息的可预测性和可理解性”在语言文学领域，“冗余”意指“多余”或“重复”，含有一定贬义成分。在文化研究领域，“冗余”则表征物理定律作用于文化场域，增强其稳定性的普遍机制。

　　有学者认为，冗余也是消费社会重要表征，其消费逻辑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解构和符号价值的再造。作为对规模化、集中化生产的对抗，非遗事业的发展始终致力于用新的符号价值制衡文化产品无处不在的商品价值。需要思考的是，对商品化的对抗并未赋予传统文化任何实质性的活力，反而是文化本身的冗余特性（并不局限于商品化）在商品经济环境中再造了其自身的传承场域。

　　赵毅衡从符号学角度解析了艺术生产的“冗余”机制，认为艺术文化的张力即在于冗余度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张力，此说同样适用于非遗的社会生产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冗余度十分显著的文化场域，社会化传承、技术革新与进步、文化产业发展、文化遗产消费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了人力成本和材料成本的控制，使低质量、低创新性的冗余制作不可避免。在非遗相关领域，文化的冗余度并非可以总体量化的指标，而是渗透在诸多子领域，例如非遗项目的名录管理、传承人的评审体系、知识界的学术生产，并形成一系列与非遗相关的绩效指标，其中既包括旅游文化、手工艺生产、广告传媒业的直接产值，也包括相关学术经济获得的间接效益，其总体呈现了政府、传承人、经营者、研究者共同的利益关系，亦从中实现了对非遗文化冗余度的调控。

　　在主流艺术文化领域，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认为“惯例”的形成与文化的冗余度息息相关。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这种惯例效应使民族民间文化更加经典化、官方化，有效提升了其社会认知度，并以此建构了独特的文化身份。

　　尽管利弊兼有，仍不能否认此种冗余现象在文化传承中的合理性。从目的合理性角度分析，非物质文化宽泛的冗余度来自民间文化固有的传承机制和传播特点，是其人民性最直观的体现。相对而言，民间文化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具有严密知识层次和逻辑结构的文化体系，其并不专注于知识生产的创新性，而更关注稳定性，此种特征既受制于其较低的资本转化效率，亦基于民间文化生态的非制度化和多样性，这些条件使民间文化的生产更趋向于高冗余度的符号生产。

　　在民间社会，实用性目的和有限的利益诉求决定了一种非遗形式有限的传承面和传播性，其只能采用尽可能稳定的、模式化的维持机制。例如，与官方艺术将冗余度降到最低的做法相反，民间艺术常借助高冗余度充实其文化能量，重复性和高容错度的作品普遍存在，其增强了民间文化传承的活性与稳定性，成为民间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机制。

　　在非遗工作中，对于此种冗余模式的调控常被置换为“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关系，以此维持大环境下文化和经济生态的平衡。其既表现为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的博弈，也体现于社会生产领域的竞争和协作关系。最终，文化的“活性”和价值转化效能成为均衡二者的底线和标准，也成为破局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一点，通过一系列方式为其赋能、赋魅，扩充其知识能量储备，用文化策略和经济手段破除文化的对立性即成为最具实效性的实践。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具有某种潜在的反现代性，但其仍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一切现代性特征。只有在技术文明与物质文化协同发展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才有其价值化的可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面的持续拓展，新媒体技术推动全民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效能日益凸显。除官方提供的展销平台以外，民间非遗传承人也在积极寻求价值转化的渠道，抖音、快手等自媒体迅速成为传承人自我展示、推广和销售的平台，在烘托出文化氛围感的同时增强了文化遗产的器用性。这些民间实践有效拓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面，提升了非遗传承的参与性和社会活性。在此过程中，文化传播成为操作非遗文化冗余度的有效手段。

　　如前文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冗余的信息既保证了其传承的稳定性，也使其具有了丰富的情感的穿透力和充实的价值特征。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柔性的文化内质凸显了强大的文化兼容性，更符合当代网络化传播的技术手段和原理，尤其适合于被异质化的受众共享。甚至可以认为，“非遗”这一概念显然包含丰富的技术性操作，其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大数据网络环境的产物。

　　系统论者将社会视作一个巨型的系统，此说兼顾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的认识观，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共识。物理学意义上的“熵”简而言之就是指系统内部的“混乱程度”，增效（entropy increase）定律是由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f Julius Emanuel Clausius)提出的热力学第二定律，用于描述热量由高温向低温流动的不可逆过程。文化体系的熵增效应同样来自于内部渐趋无效的能量交换，这一趋势虽然无法量化实证，却是不争的经验事实。所幸与物理学所设定的孤立系统不同，文化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其可以将内部的熵增效应向环境释放转移，由此趋向“熵减”而达到内部的有序状态。

　　熵增效应具有极大的普便性，故一度被认为同样可以成为哲学定律，其被用于社会文化研究也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虽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发展颇具解释效果。熵增理论用于社会研究主要指社会系统在组织、制度、政策、能源、空间等方面上表现出的功能失效，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无序。此外，文化系统“熵”最重要的表征不只是其内部有序化的程度，也包括其与外部环境秩序之间的能量交换和平衡度，这一过程尽管很难进行微观的量化分析，但是可以从宏观层面获得可信的因果判断。

　　从熵理论视角来看，文化的活性与其系统内外的熵值平衡息息相关。会传承久远，高度体系化的封闭文化系统必然不能避免熵增效应，面临系统内部要素失去活性、运行失序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与此相应的词语可以表达为“陈腐”“保守”“固化”，或者因其无法转化为更好的结构模式而被称作“内卷化”（involution）。与技艺和文化的传承之虞相比，解决传统文化肌体失活，发展迟滞的问题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更深层的实践面向。

　　尽管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以贯之的价值预期，要求其在原真性和适度的创新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即兼顾其系统内外秩序的平衡性，但是在社会文化层面，熵增效应不再是纯粹的自然定律，而是与个人和社会的能动性、主动调控机制密切相关的行动结果。在这个角度，非遗政策法规的制定、非遗学术研究、非遗文化的推广、非遗产业的发展均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从实际情况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不仅成为非遗领域内平衡熵值，维持系统秩序的必要手段，更因其激活了丰富的上下游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而有效调控了与之相关的整体环境生态，这是中国非遗事业对于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乃至自然生态建设的特殊贡献。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封闭性保护中，熵增效应与附加值的产生息息相关。高端非遗文化产品与工业化生产品不同，其考虑的不是单位能耗，甚至会刻意增加单位能耗以增加附加值，一件高端非遗产品的产生常以劳动者本人及相关系统的熵增为代价，当个体生产的单位能耗被无限增大，其附加值才能相应最大。通盘考虑，这种局限的高能耗可以平衡规模化生产带来的熵增效应，获得总体的熵减效应，这一现象从科学角度验证了熵理论用于社会生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反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中，使非遗融入生活，与现实社会重新建立联系成为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重要基础。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而言，嵌入国家战略和社会工作既是其语义网络生成的重要表征，也是扩展其文化冗余度，增加熵减效应的具体实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与协作的重要媒介。同年，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抓手。文化部于2011年、2014年先后公布两批共计100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强化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生产实践。2017年3月，《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进一步开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激励了非遗传承的市场机制建设。

　　2016年，住房城乡建设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实施的“特色小镇”培育计划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基本思路。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整合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文旅融合深度发展”的战略计划。“文化”与“旅游”的结合曾引起文化界和知识界的普遍争议，焦点仍然在于旅游商品经济对于传统文化“道器关系”的裂解。从实际情况看，文旅融合尽管难以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弊病，但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和更坚实的经济保障，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非遗活态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当下的政策与实践中，“文化”与“旅游”相融合已经成为道器相成的社会实践，二者的协同创新使“体验经济” 和“绿色消费”渐成热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消费市场之间搭建了桥梁，促进了传统文化的活态性、共享性和价值转化。简而言之，这就是文化系统利用大环境交换能量，实现熵减效应的生动体现。

　　2018－202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先后介入“三区三州”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其间形成了多种灵活的发展形式，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2018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大力振兴贫困地区传统工艺助力精准扶贫的通知》，支持高校、企业和相关单位在贫困地区设立传统工艺工作站。此后，各地文旅部门、企业和高校设立的非遗工作站、非遗扶贫工坊、非遗扶贫车间（亦称社区工厂）获得了快速发展，非遗传承人亦在政府支持下广泛建立个人非遗工作站。

　　非物质文化遗产介入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综合效益，其同样利用了熵减效应。这些新的发展形式赋能于广泛的社会力量，凝聚了非遗保护的智力投入，拓宽了资金来源和价值转化渠道，并成为合理配置非遗资源、调控非遗管理过度集中化的有效手段。在物理层面，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文化生产活动促进了贫困地区与经济大环境之间的能量交换，优化了民族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内卷化的社会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振兴事业的持续开展，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持续发挥力量之外，上述形式兼顾了非遗保护、文化传承、促进就业等多种功能，已经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重要的基层单位。

　　在商业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运作和网络化营销是熵减策略的另一成功实践。作为文化遗产的资源转化形式，具有鲜明地域民族特色的非遗品牌层出不穷，跨界融合蔚然成风，对于传统审美元素、民族文化观念与当代设计的融合更新了大众对民间传统工艺的固有印象，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发展的重要趋势。此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互联网+”模式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对制造业、金融、商业贸易的集成优势，使非遗电商平台快速发展，成为非遗领域的新实践。

　　在社会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一系列规约、策略、权利联结而成的行动网络和社会事实。在日常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物”“社会”共同表征的生活事实。对于文化传承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一个社会容器，用以容纳多元的文化生产。马克思认为，“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他从资本、价值转换角度阐释了文化艺术的生产特性，并将理论视角延伸至科学技术、政治、经济领域。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阐明了文化艺术的社会生产特性，使之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之间互构与转化的行动中介，可以有力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艺术活动是礼俗互动的重要中介，体现了社会文化形而上下、道器相生的依存关系，其文化生产特征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得到了活态的传承。2017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意见》正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类体系之中，使非遗保护和利用成为国家重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民间社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基础场域，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理解，政府视野以及行政权力控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属于限定生产场域，而民间非物质文化的转化与生产则属于大规模的生产场域，其很难被“传统－现代”“中心－边缘”这种二元关系所限定，而表现为受到更多外部因素影响，被多元社会力量和世俗力量渗透，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生产场域。

　　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将非遗保护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体系。2021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非物质文化是多民族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介质，表现出鲜明的跨民族、跨文化传承性，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同存异的包容性，以其充沛的活性参与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中华各民族非物质文化表现为兼具个性和共性的创造性活动，其不仅具有多元的形式和内涵，亦从审美性、创造性、生态性等多种角度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表现出强劲的创新潜力和充沛的实践活力，成为文化发展活态的动力源。在此过程中，非物质文化的媒介性和工具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表现出强劲的文化整合作用，参与建构了新时期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空间和道德秩序。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事业中，多元社会群体的参与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性和文化共性，中华多民族、阶层和社会领域的知识、文化得以跨界共享，文化的传播性和共享性充分发挥，有力地拓展了中华文化的历史空间和生活维度。在此基础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事业成为强有力的情感纽带，强化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和文化互嵌，有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塑造了新时期中国多元共生的社会文化格局。

　　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社会机制来看，其过程是以文化传承为起点，以文化创新为手段，嵌入多元社会的整体实践，具有显著的文化生产特征，既表现为对多元文化传统的整合与重构，亦体现在对中华文化资源的价值化过程中。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内涵亦在快速发展，其并未受限于公约文本和政策框架，亦未止步于学者话语和非遗研究的学术进程，而是依附于科技语境和生活方式的变迁持续演进，其创造活性使非遗与诸多社会事业的结合成为可能，以丰富的实践形式扩充了自身的意义空间。

　　基于特殊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指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发展领域，其不仅具有突出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传承价值，亦成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标志，推动了中华优秀文化的赓续与创新，表现出显著的文化创新与价值创新潜力。在此基础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活态载体与生活形式，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一体性内涵，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生态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文刊载于北京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发展中心主办，高丙中，张明远，色音主编的学术集刊《非遗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出版，第37-52页。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六期（线上）以“口述史的多维视野与实践路径”为主题，汇聚口述史研究与实践领域的十二位知名学者，从理论建构、方法训练与跨学科应用等不同维度，系统呈现口述史的学术前沿与实践经验。本期研修班在理论层面，探讨口述史的社会价值、知识生产逻辑及其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路径；在方法层面，聚焦访谈技巧、文本整理与创作研究的全流程训练；在应用层面，涵盖体育口述史、互联网口述史、当代文学史书写、农村调查、红色文化研究等多元领域，并引入精神分析等跨学科视角，拓展口述史的阐释空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