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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31日，资产规模达3.39万亿元的浙商银行（股票代码：601916.SH，集中披露多则人事变动公告。这场自2025年下半年起悄然启动的核心岗位调整，终于在年末落定。”

　　从原董事长陆建强卸任到“内部晋升+外部空降”的新核心团队就位，再到行长助理层级被彻底取消，历时半年的管理层密集调整，始终是市场热议的焦点，也让市场对该行后续的战略转向与经营节奏充满了猜想。

　　一边是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承压的行业共性难题，一边是自身营收净利润双降、同业竞争差距明显的现实困境，新管理层既要承接“深耕浙江”的战略使命，又要破解中小股份制银行的生存焦虑。这场人事调整的背后既有治理优化的必然逻辑，更暗藏着为历史问题“填坑”、为转型破局的迫切诉求。

　　按照时间线梳理，浙商银行的这场人事调整起点是2025年7月的“掌舵人”交接。彼时，原董事长陆建强原定任期至2027年8月，却提前两年多卸任（可参考陆建强提前两年“早退” ，留下的浙商银行成色如何？）。与此同时，时任行长陈海强接过临时指挥棒，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而这距陈海强担任该行行长一职仅相隔三个月。

　　简历显示，陈海强出生于1974年，2015年3月加入浙商银行，从宁波分行、杭州分行行长一路做到总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行长，是该行近十年首位从内部提拔的董事长。

　　2025年11月，陈海强正式出任党委书记并获董事长提名，12月董事会选举通过任职资格，目前只待监管核准便可正式履职。值得一提的是，半年内从行长到代董事长再获正式提名，这样的晋升速度在银行业也并不多见。

　　2025年12月31日，浙商银行公告称吕临华新任该行行长一职，其出生于1978年，此前担任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副行长，职业生涯多深耕于金融监管领域：先后任职于原浙江保监局、浙江银保监局，历任统计研究处处长助理、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处处长等职，对金融监管规则与合规底线有深刻理解。

　　2022年转战地方金融机构，出任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期间搭建起该行统一合规管理框架，破解了农信社体系“各自为政”的管理难题。这份“监管经验+机构实操”的双重履历，恰好契合了当前浙商银行在合规建设方面的需求。

　　与此同时，高管团队的“优化重组”也在同步进行。2025年12月31日浙商银行公告宣布，原副行长林静然，原行长助理王超明、侯波集中辞任，浙商银行顺势取消行长助理层级，形成“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的三级扁平化管理架构。

　　新管理层班子中，两位内部晋升的副行长—周伟新、潘华枫颇受关注。其中，1971年6月出生的周伟新，拥有多年中国银行系统从业经历。历任中国银行临安支行副行长（主持工作）、杭州高新支行行长，到浙江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杭州中心主任、舟山市分行党委书记等职，还曾挂职蚌埠市党组成员、副市长，积累了丰富的地方金融与政府协作经验，在浙江区域业务拓展中表现亮眼。在履新副行长之前，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

　　1972年1月出生的潘华枫则是风控领域的“老法师”。早年从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信贷管理科副科长起步，历任风险管理处处长、鄞州支行副行长，后进入浙商银行，从宁波分行风险监控官一路升至总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全程主导了该行风控体系的搭建；在履新副行长之前，任浙商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兼首席风险官。

　　从年龄段来看，这支队伍正值职业黄金期，而监管、风控、地方业务的专业互补也为应对复杂局面提供了多元视角。但这份“完美配置”能否真正发挥作用，还要看能否破解前任留下的多重难题。

　　这场密集人事调整绝非简单的职务更替，而是浙商银行在高层动荡、合规失守、业绩承压等多重困境下的被动自救与主动求变，背后藏着无法回避的现实逻辑。

　　从治理乱象的修复需求来看，浙商银行近年来深陷“高管魔咒”。2023年2月，前董事长沈仁康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成为银行业震动一时的反腐案例；2024年8月，原行长张荣森在任期内“非常规辞职”，导致行长一职空缺近8个月；这也导致该行在短短三年间核心岗位频繁更迭，引发市场对战略连续性的担忧。

　　从合规风险的应对迫切性来看，新团队的履历几乎是为解决当前痛点“量身定制”的。

　　2025年以来，浙商银行罚单不断，仅一季度罚没金额就超2000万元。其中，上海分行在2025年1月27日因15项严重违规行为收到监管部门开出的1680万元罚单，成为开年银行业最大罚单之一。进入2025年下半年，浙商银行于9月5日再度遭遇“监管风暴”，因互联网贷款等业务管理不审慎，被金融监管总局一次性罚款1130.8万元；9月末，又因反假货币履职不力等七项违规，再收央行295.99万元罚单。

　　从全年罚单违规行为来看，覆盖信贷“三查”不到位、虚增存贷款、金融产品销售不审慎等多个核心领域。而吕临华的监管背景与合规管理经验以及潘华枫的风控专长，或正是针对这些乱象的“对症之选”。

　　从战略延续与转型的平衡来看，人事调整也是对“深耕浙江”与“稳健经营”的双重强化。作为唯一一家总部位于浙江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其发展始终与地方战略深度绑定，2025年浙商银行启动新一轮“深耕浙江”三年行动，但近年来在零售、小微等部分领域的优势正面临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等城商行的赶超压力。

　　新班子中，吕临华深耕浙江金融监管与农村金融系统多年，周伟新有着深厚地方金融资源与政企合作经验，同时陈海强主导的“低风险、均收益”结构转型也延续了此前逐步压降高风险资产的思路，依托其任职期间资产质量持续改善的基础，试图在规模与质量间找到平衡。

　　新班子上任伊始，便接过了一份喜忧参半的“成绩单”：营收利润双降、资产质量暗藏隐忧、同业竞争差距拉大均考验着新团队的破局能力。

　　盈利增长陷入“失速”困境。2025年前三季度，浙商银行实现营业收入489.31亿元，同比下降6.78%。其中，利息净收入344.38亿元，同比下降3.23%；非利息净收入144.93亿元，下降14.26%；成本收入比26.44%，同比下降1.46个百分点。实现归属于该行股东的净利润116.68亿元，同比下降9.59%。

　　盈利下滑的核心矛盾在于净息差收窄与中间业务乏力的双重挤压。2025年前三季度净息差1.67%，虽高于行业平均但在同业中仅处中游，而对公贷款占比过高、零售贷款收益率下降的结构性问题仍未解决；本应成为增长引擎的中间业务反而拖后腿，财富管理、投行等业务的短板明显。

　　资产质量“表面平稳、内里承压”。截至2025年9月末，不良贷款率1.36%，较上年末微降0.02个百分点，但不良贷款余额从254.94亿元增至256.61亿元，意味着资产质量改善更多依赖规模扩张，而非风险实质化解。

　　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从2024年末的178.67%大幅下滑至159.56%，下降19.11个百分点，抵御风险的“安全垫”持续变薄。

　　资本充足率方面，截至2025年9月末，该行资本充足率12.15%，比上年末下降0.46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9.61%，与上年末持平；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8.40%，比上年末上升0.02个百分点。

　　整体来看，该行资本充足率仍承压，叠加盈利端 “失速” 导致内源性资本补充能力减弱，后续随着资产扩张或风险处置推进，资本补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或将逐步显现。

　　同业竞争的差距正持续拉大。在10家上市股份制银行中，浙商银行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处于尾部梯队，营收、净利润规模垫底，成为4家营收净利“双降”的股份行之一，资产质量中等偏下，与头部机构差距显著。

　　此外，身为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浙商银行，在与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两家浙江本土头部城商行的对比中呈现“规模有优势但增长与盈利、资产质量全面落后”的态势，在“浙系银行”阵营中已明显掉队。

　　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9月末，浙商银行资产总额为3.39万亿元，宁波银行资产总额为2.36万亿元，杭州银行则为1.78万亿元。尽管资产规模目前仍有优势，但浙商银行的净利润、不良率均落后于两家本土城商行。

　　其中，宁波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49.76亿元，同比增长8.32%，归母净利润224.45亿元，同比增长8.39%，不良率0.76%；杭州银行同期实现营业收入288.80亿元，同比增长1.35%，归母净利润158.85亿元，同比增14.53%，不良率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