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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从学者洞察与企业家实战的双重视角，共同拆解“创造力”这一未来社会的核心通货。

　　真正的创造，往往始于“不得不”的困境。它不是按图索骥的优化，而是在既有路径失效时，开辟新航道的勇气与能力。

　　冯仑用一个极为生动的比喻开启了关于创造缘起的讨论。他将人生比作乘坐一辆有固定路线的巴士，大多数人从上学开始，便沿着社会与家庭预设的轨道，驶向一个明确的目的地——一份好工作、一个稳定的生活。

　　然而，真实的人生充满意外，车可能会抛锚，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被迫提前“下车”。

　　此刻，站在陌生的路口，选择来临。你可以选择沿着现有的、清晰的路标继续前行，这条路风险可控，方向明确。

　　而另一种选择，则是环顾四周，发现无现成路标可循，无车辆可搭，你必须自己找路、自己鼓励自己、并最终独自承担所有探索的后果。

　　冯仑回顾自己三十多年的创业历程，坦言那正是一种“无意中被迫的创造”。当年，他放弃了同期学友所选择的、清晰的学术深造道路，转身踏入一片当时无人看清、法规不全、前景混沌的商业荒地。

　　这个选择本身，就是创造力的首次迸发——它不是在多个已知答案中挑选最优，而是在问题本身都尚未被明确定义时，敢于踏入那片未知的空白，并自己绘制地图。

　　郑毓煌对此深有感触，他补充道，这种“下车找路”的勇气，并非企业家的专利。任何人在职业生涯或人生关键节点上，敢于放弃主流路径，去探索符合自身志趣与判断的方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创造性行为。

　　创造与冒险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冯仑犀利地指出了两种“冒险”的本质区别，这对于理解创造者的心智模式至关重要。

　　第一种，是有预期、可计算、可管理的风险。如同保险精算师的工作，或是一项经过充分市场调研的常规投资，其概率分布、可能损失与收益都在模型之内。大多数人经过训练，愿意并能够承担此类风险。

　　第二种，则是真正的创业者、探险家和颠覆式创新者所面对的——那是一种对未来几乎一无所知、成功概率无法测算的勇气。

　　冯仑以冰冷的数据佐证其残酷性：根据统计，中国新创办的企业能存活五年以上的不超过7%，能走过十年的则低于2%。

　　而他于1993年创办公司时，所处的环境比数据更为原始：现代意义的《公司法》尚未颁布（1993年12月正式出台），市场经济的方向虽已确定但具体规则一片模糊，民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仍处于边缘探索状态。

　　那是在“无路、无灯、无指示牌”的黑暗中，完全依靠直觉、信念与微光摸索前行。

　　这种冒险，无法用商学院的风险管理课程来完全指导。它要求的是一种对“未知”的拥抱而非恐惧，是一种在信息极度匮乏下仍能做出决断并为之负责的强悍心理素质。

　　冯仑认为，正是这种直面绝对不确定性并与之共舞的能力，将按部就班的执行者与真正的创造者区分开来。

　　今天，创造力的内涵、价值与生成方式，正在被人工智能重新书写。冯仑分享了近期观察到的两个革命性信号，它们清晰地标定了这场变局的维度。

　　一是关于“一人独角兽”（One-person Unicorn）的预言。硅谷知名投资人山姆·奥特曼预测，很快会出现由单一个人创立、估值便达到十亿美元的公司。

　　其核心价值不再依赖于庞大的团队、资产或生产线，而几乎完全源于创始人头脑中那个前所未有的创意及其快速实现的能力。创意本身，正在成为资本汇聚的直接枢纽。

　　二是人力市场的价值指向。据美国科技媒体报道，Meta等巨头为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开出的年薪套餐，可能高达一亿美元。

　　公司为何愿意支付如此天价？因为判断，这类顶尖人才的创造力，有能力催生出下一个价值百亿甚至千亿美元的技术方向或产品生态。

　　这背后，是人类创造力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颠覆。冯仑回顾历史，在漫长的农业与手工业时代，乃至工业时代早期，不同文明的创造活动多处于平行演进或缓慢迭代的状态。

　　一项技术（如青铜冶炼）的传播可能需要上千年。那时的创造，更多的是基于本地化存量知识的渐进式积累与有限重复。

　　但在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时代，所有人类文明的存量知识几乎变得触手可及。一个中学生通过搜索引擎和学术数据库，可以获取的信息量可能超过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

　　因此，创造的核心逻辑发生了转变：从对存量知识的掌握与改良，转向了提出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或将旧元素进行颠覆性、非显而易见的新组合。创造力变得更为“纯粹”，其价值的识别与释放速度也呈指数级增长。

　　同时，一个深刻的趋势正在显现：创造力本身也在发生“迁移”。冯仑提到马斯克的预测，未来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将逐渐由智能体与具身智能系统承担。

　　当AI能够消化吸收人类几乎全部存量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高速组合、迭代与优化时，其输出的“创造性”解决方案很可能在某些领域超越人类。

　　这意味着，人类创造力的重心必须向上攀升——更侧重于提出愿景、定义问题、设定价值观、进行跨领域联结，以及完成那些需要深厚情感、文化语境与复杂伦理判断的“意义赋予”工作。

　　郑毓煌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方向，他指出，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研究同样指向“创造性破坏”这一核心，即真正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对旧结构的打破与新价值的创造，而非在原有框架内的精细优化。

　　人们常将创造力与高科技、互联网行业划等号，但郑毓煌与冯仑的对话揭示了一个更具普适性的真相：在最传统、最成熟、甚至被认为已经“内卷”的行业里，创造力往往能迸发出更耀眼、更坚实的光芒。

　　因为它直接切中了市场最真实的痛点，满足了消费者未被言明甚至未被察觉的深层需求。

　　冯仑分享了一个来自河南三线城市的鲜活案例，堪称传统行业产品创新的教科书。一个当地的房地产项目，在行业整体陷入低迷、价格战频发的背景下，却实现了令人惊叹的逆势增长。

　　其奥秘在于极致的“产品力”塑造。投资方没有选择行业通行的、追求快速周转的“快餐式”开发模式。

　　而是做了一件看似“很重”的事：他们邀请了一家民营设计机构“徐辉设计”，并非仅仅绘制图纸，而是从产品最初的理念、市场定位、客群心理需求进行深度梳理与共创，完成了从单一空间设计到完整住宅产品体系的系统性构建。

　　更极致的是，他们引进了日本施工企业担任全程顾问，对施工工艺进行严苛到近乎偏执的把控，从墙体砌筑的横平竖直，到园林景观中一草一木的搭配与维护，无一不力求完美。

　　最终呈现的产品，其品质感、细节完成度和居住体验，达到了北京、上海一线城市顶级项目的水准。

　　结果是什么？在房地产寒冬中，这个项目吸引了全国络绎不绝的同行与客户前来参观，人流量之大甚至需要限流和“购票入场”。

　　其房屋售价，每平方米比周边同类产品高出数千元，并且迅速售罄。设计方也因此一举成名，业务从地方走向全国。

　　恰恰相反，在一个存量甚至总量萎缩的市场中（冯仑透露，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规模已跌至2018年高峰期的约四分之一），唯有依赖极致的、肉眼可见的产品创造力，才能穿越经济周期，赢得宝贵的定价权和利润空间。

　　客户永远愿意为显而易见的“更好”支付溢价，这是商业世界中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种创造力，不依赖于神秘的黑科技，而源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洞察、对美学与功能的融合追求，以及将蓝图转化为现实的不妥协执行力。

　　如果说产品创新是“点”的突破，那么商业模式的创造力则是“面”的颠覆。冯仑以贝壳（及其前身链家）为例，展示了这种力量如何重塑一个行业。

　　在贝壳出现之前，中国的房产交易市场长期被一些顽疾所困扰：房源信息真假难辨、交易流程不透明、中介服务体验差、买卖双方互信成本极高。这是一个存在巨大社会痛点的行业。

　　贝壳没有发明某项炫酷的新技术，而是花了二十多年时间，做了一件极其“笨重”却根基深厚的事：投入巨大成本建立真实、动态的楼盘房源数据库（“楼盘字典”），重构经纪人合作与分佣规则（ACN网络），标准化服务流程，并利用互联网提升信息匹配效率。

　　它本质上是用系统性的模式创造力，解决了一个存在已久的、涉及信任与效率的根本性问题。这种创造不是从0到1发明一个全新产品，而是对一个陈旧、低效、充满摩擦的复杂系统进行伤筋动骨的重构与优化。

　　这深刻地启示我们，创造力的价值载体是多元的，它可以是实体产品，也可以是看不见的规则、流程与生态系统。后者的价值，往往同样巨大而持久。

　　冯仑在对话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概念，用以区分不同层级的商业决策者：“一手人”与“二手人”。

　　“一手人”具备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他们像源头活水，基于实地调研、原始数据和自身逻辑进行分析，不盲从任何流行概念或权威观点。

　　“二手人”则相反，他们习惯于咀嚼和重复他人的观点，热衷于追逐媒体和行业会议创造的各种新名词、新风口，缺乏深度的反思与真正的创新意识。

　　冯仑尖锐地指出，房地产行业过去十几年泡沫的滋生，部分原因就在于大量“二手人”被“信息污水”所淹没——诸如“健康地产”、“文旅地产”、“智慧地产”等层出不穷的概念，很多只是营销包装，缺乏实质的产品与运营内核，却牵引了巨额资本的盲目跟从。

　　他观察到，那些能够穿越多次经济周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企业，如香港的太古、新鸿基，内地的华润等，其核心决策层无一不是“一手人”思维。

　　他们拥有长达十五年甚至更久的连贯性战略思考，不因市场短期的喧嚣而轻易改变航向，始终专注于自己认定的、创造长期价值的方向。

　　冯仑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企业更需要的是具备“超能力”的人——他们能彻底打破过去依赖土地红利和金融杠杆的“广告+高佣金”旧范式，学会像马斯克打造特斯拉一样，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全流程构建极致的、能够自我营销的产品力。

　　他分享了一个案例：特斯拉的一位核心高管，出身并非名校，在特斯拉早期年销量仅千辆时加入。当公司面临严重的产能交付危机时，他主动提出并牵头在中国建设超级工厂。

　　此后的一年多，他扎根上海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工厂建设，如今该工厂产量占全球一半，此人亦成为特斯拉的二号人物。

　　这种突破一切常规框架、以使命为导向的强悍执行力与问题解决能力，正是冯仑所说的“超能力”，它是创造力在复杂现实中的终极体现，无法从任何标准化的商学院案例中直接复制。

　　创造力并非天才的专属馈赠，它更像一块肌肉，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塑造与刻意练习得到强化。

　　郑毓煌与冯仑的对话，最终从宏大的商业图景回归到个体与家庭，深入探讨了创造力得以滋生的土壤与可能被扼杀的陷阱。

　　一个反直觉却至关重要的发现是：最优越、最稳定、最舒适的环境，未必是创造力勃发的最佳温床。冯仑通过比较香港、新加坡与河南的企业生态，阐明了这一“悖论”。

　　香港法律完善、商业自由度高；新加坡人均GDP全球领先，社会福利体系健全。然而，这两地在孕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突破性的科技企业与企业家方面，表现并不突出。

　　反观河南，在资源禀赋、产权保护清晰度、市场自由化程度等方面并不占优，却诞生了蜜雪冰城（全球门店数超麦当劳）、胖东来（以极致服务闻名的零售企业）、以及“徐辉设计”等一系列现象级企业。

　　冯仑分析认为，河南庞大的内需市场、相对有限的消费水平与激烈的本土竞争，形成了一种“适度约束和压力”，这反而倒逼当地企业必须在成本控制、商业模式、产品微创新和用户体验上做到极致，才能生存发展。

　　这种“求生欲”催生了强大的、接地气的创新能力。同时，郑毓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补充，文化环境的多元与包容对创造力至关重要。

　　他在《创造力》书中指出，着装高度统一（如日本曾经的职场西装文化）、社会构成同质化的环境，会在无形中抑制个性的表达与思维的标新立异；而美国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移民社会带来的文化杂糅、思想碰撞和价值观的多样性。

　　创造是一项高风险、长周期、需要巨大心力投入的活动。冯仑直言不讳地指出，社会必须建立起合理的回报机制，让创造者能分享其创造价值的一部分，这是创新生态得以持续运转的底层燃料。

　　他以马斯克向特斯拉董事会提出的高达一万亿美元的长期薪酬方案为例（尽管充满争议），说明顶尖创造者对其所创造价值的索取是必然且合理的。马斯克甚至表示，若诉求无法满足，他将考虑投入其他事业。

　　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不能保证那些敢于挑战极限、开辟全新领域的创造者获得足够的（甚至是超额的）回报，那么绝大多数理性的个体将没有动力去承担巨大的失败风险。

　　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必须保障“创新—巨大回报—再投入创新”这个飞轮能够持续转动。这并非简单的“贪婪”，而是激励结构设计的核心。

　　冯仑强调，河南企业的成功，同样得益于相对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倘若蜜雪冰城的饮品、胖东来的商品售价被严格管制，它们独特的商业模式与微创新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更遑论发展壮大。

　　对话中最振聋发聩的部分，落在了创造力培养的起点——教育上。冯仑在《人生的逻辑》一书中，将养育方式精辟地分为“动物式”和“宠物式”，这一区分直指当下家庭教育的核心矛盾。

　　“宠物式”教育：孩子如同被精心圈养的珍贵宠物。生活被事无巨细地安排，风险被提前扫除，评价标准是是否听话、乖巧、能取悦长辈（主人）。

　　冯仑以动物园的老虎作比：它们被定时投喂，生活无忧，甚至被训练进行表演，但早已丧失了野性、独立觅食能力和百兽之王的威严，变得与温顺的大猫无异。

　　现实中，许多家长正以“爱”为名，重复着虎园的悲剧，培养出的可能是外表光鲜、却缺乏内在驱动力和应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温顺废物”。

　　“动物式”培养：则更像是将孩子置于一片有边界的原野。家长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安全底线，但给予孩子充分的探索自由，并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

　　在这种环境下，孩子就像原野上的幼鹰，需要自己学习观察、判断、试错，最终发展出独一无二的生存策略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受伤，但换来的将是翱翔天际的翅膀。

　　冯仑和郑毓煌都痛心地感到，许多凭借自身创造力与冒险精神取得成功的父母，却在教育下一代时，陷入了“宠物式”培养的陷阱，拼命为孩子铺平道路、规避所有风险，结果反而可能剥夺了孩子创造力与抗逆力的根基。

　　培养创造力，首先要破除对绝对“安全感”的迷思，敢于将孩子置于适度的、可承受的“风险”和自主决策情境中。

　　郑毓煌分享了一个故事：一位加拿大教授的父亲曾指着天空的雄鹰和院子里的小鸡问他：“它们都有翅膀，区别在哪？”答案是，雄鹰能搏击风雨、翱翔万里、自主觅食，但必须承受所有的严寒与挑战；小鸡安全温饱，生命却永远局限在栅栏之内。

　　对谈中，郑毓煌引用了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信息，中国目前仍有一半左右的人口月收入低于3000元，约有9.5亿人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思维模式始终停留在人云亦云、跟随大流、从事高度可重复性的劳动，那么他很难突破这一广泛存在的收入结构天花板。

　　冯仑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提供了佐证。他坦言，在阅看过无数的商业计划书后，发现一个令人厌倦的现象：绝大多数BP的前五页甚至前十页，内容都惊人地相似，充斥着对宏观政策、行业风口、市场规模的泛泛而谈，唯独缺乏创始人独特的认知视角和差异化的解决方案。这类项目，很难获得成功。

　　真正的破局者，从不痴迷于追逐风口。他们的共同特质是：自己成为“造风者”。

　　冯仑列举了那些时代的开创者：马云在1999年谈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时，电子商务在中国还是天方夜谭；张小龙在2010年带领团队开发微信时，移动社交并非明确的投资热点；

　　马斯克从在线支付（、电动汽车（Tesla）、航天（SpaceX）到脑机接口（Neuralink），他始终在开辟人类未曾规模化涉足的边疆。

　　他们的成功，起点都是一种深刻的、与众不同的认知差异——看到了别人尚未看见的可能性，或者坚信一条别人认为走不通的路。这种认知差异，通过行动转化为能力差异，最终铸就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和人生差异。

　　与人工智能共生，不是一场关于输赢的零和竞赛，而是一次关于“何为人之价值”的深层叩问与能力升级。

　　冯仑和郑毓煌通过对话告诉我们，要“向内求”，锻造独立判断的“一手人”思维，培养在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在无路处敢于开路的勇气；

　　要“向外修”，在解决真实世界痛点的商业与生活实践中，将抽象的创造力转化为极致的产品力、颠覆性的模式或温暖人心的体验；

　　要“向后看”，深刻反思我们的教育理念与社会文化，是为下一代建造安全的“宠物乐园”，还是为他们保留一片可以试错、探索、成长为“雄鹰”的“原野”。

　　未来，注定属于那些能够用创造力为自己“造风”的人。这条路绝非坦途，它布满不确定性，要求持续的自我突破。但它通往的，是一个无法被算法简单替代、充满独特意义与生命韧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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