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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5年国庆档上映的新片当中，《震耳欲聋》是个亮眼的存在。题材方面，它关照聋人群体、聚焦反诈，既有人文关怀，又有热点话题；演员方面，它是流量小生檀健次主演的首部现实主义电影，备受粉丝关注；票房方面，它以小成本撬动大回报，先以3000万的成绩登上国庆档预售票房榜第一，上映后票房又持续走高，成为目前国庆档唯一确定盈利的影片；口碑方面，近19万豆瓣用户为它打出了7.4的评分，是近期新片中的口碑佼佼者。

　　作为一部中小体量作品，《震耳欲聋》无疑算得上一匹黑马。然而，尽管反响不错，但它并未像《我不是药神》那样形成现象级的口碑效应。两部影片都关注，都展现了主角的人物弧光，甚至主角都是有灰度的。但相较而言，《我不是药神》兼顾了人物和故事，主角之外的几个配角也都有血有肉、面目清晰，嵌套在故事的起承转合里。《震耳欲聋》却在叙事上还存在一些缺陷，人物塑造优于情节编排，光环基本都在主角身上，全片一直用主角的心理转变推动故事，而故事则有些疲软乃至经不起推敲。

　　跟《我不是药神》类似，《震耳欲聋》也取材自真实事件，由CODA（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健听者）律师张琪帮聋人群体维权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围绕一起犯罪集团诱骗聋人群体抵押房产，进行金融投资的诈骗案展开。两部电影都采用了经典的三段式叙事结构，都有一个在利益与良知之间挣扎的主角，且最终都以某些或某个角色的死亡作为敦促主人公转变的“激励事件”——《我不是药神》里是主角的朋友、白血病患者“黄毛”、吕受益接连死亡，《震耳欲聋》里是主角的邻居、聋哑人吴阿姨悲愤自杀。两部电影的主人公选的都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麻木的“健全人”，身边人遭遇的苦难和不公唤醒了他们。三段式结构虽经典，但也容易陷入套路的窠臼。很多人看到《震耳欲聋》的开头，就已大抵能猜到这是一个讲“无良律师”如何浪子回头、为聋人伸张正义的故事。

　　2025年是听障题材电影爆发的一年，早在《震耳欲聋》问世之前，就已出现过数部相关作品，有围绕家庭伦理问题展开的《不说话的爱》和《独一无二》，也有用犯罪线索包裹现实议题的《向阳·花》。相较同类作品来说，《震耳欲聋》有两处细节的处理尤为大胆：其一，它正视了CODA与聋人家人的隔阂，以及CODA在校园中受到的歧视、霸凌；其二，聋人也是普通人，也有人性，他们也会起贪念、也会爱慕虚荣，甚至会利用自身弱点骗取他人同情、进行道德绑架。

　　檀健次饰演的律师李淇在片中始终处于“风暴的中心”，而创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去交代李淇的人物前史、个人选择与转变过程。他是个在底层打拼的律师，在穷街陋巷开着一家律所，靠着各种手段试图结交权贵，谋得名利。面对被诈骗的听障群体——也是自己小时候的邻居们，他经历了从不得已帮忙到作壁上观再到自发援助的一波三折。

　　《震耳欲聋》巧妙地将聋人群体的“沉默”困境与“发声”反抗相关联，形成一个具有强冲突的对照组。比如，相较“震耳欲聋”来说，台词中出现更多的是“装聋作哑”。谁在装聋作哑？诈骗犯们在装聋作哑，以李淇为代表的普通人也在装聋作哑。这些愈发加剧了聋人群体的“发声之艰”。不仅如此，影片还借题材叩问了阶层之殇，类似“残疾不残疾的不重要，区分就在阶层”“一只蚂蚁蹲在地下室说话，楼上没有人听得见”这样的台词在片中频频出现。

　　全片从李淇出发，勾连出了两组叙事推动力：一组是李淇奉行的“生存智慧”与律师坚守的“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即选择成为一个追名逐利的人还是成为一个奉行真善美的人；另一组是李淇与聋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出身于聋人家庭的他对聋人群体情感复杂，又爱又恨，同时他又是深谙手语、最了解聋人群体、最能为其发声的人。

　　为了凸显李淇的纠结内心，片中设定了三个与李淇互文的角色：聋人张小蕊、汤律师以及金融诈骗案主犯金松峰。张小蕊的哥哥因保护妹妹刺伤诈骗犯深陷囵圄，而张小蕊即便生活贫困还是拒绝了金松峰以“助学”之名支付的20万封口费，此举让李淇联想到了少时拒绝捐款的自己。而李淇的助手汤律师在片中的存在，则是李淇“良心”的具象化体现。起初，李淇被金松峰收买，拿了30万，答应不再追查诈骗案，把律所从贫民窟搬进了高楼。新律所开业之前，汤律师与李淇在电梯内有一场争执戏，是全片的点睛之笔，其间电梯门开开合合隐喻了李淇的内心挣扎，最终追求“公平正义”的汤律师愤然离去，遵循弱肉强食、逢迎权贵的李淇则留在了电梯内。代表人性贪念且同为CODA出身的金松峰，则一直引诱李淇通往另一条路——深谙聋人的圈层和运行规则的他们，更容易博得聋人信任，也更易坑骗聋人群体，只要运用得当，聋人便会成为他们登高的阶梯。

　　通过其他角色的对照，李淇的人设有了更丰满、更直观的体现。这种层层加码的叙事效果，还表现在后期李淇的转变上。他“从袖手旁观到舍身入局”是在三个聋人角色的敦促下完成的——“看着自己长大的”邻居马自强被骗后处境凄惨，张小蕊绝望后坑蒙拐骗误入歧途，以及诈骗案受害者吴阿姨“以死发声”。见识到诈骗案给聋人带来的伤害后，李淇方才坚定了要替他们伸张正义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塑造人物上，檀健次的表演功不可没。他的表演不浮夸，但又有着清晰的情绪线，很好地把握住了角色的灰度，从只认眼前利益的狡黠，到醉酒后与张小蕊对峙的委屈，李淇的不甘、不忍、不忿，都被准确地传达出来。

　　李淇的强化，带来的却并不是故事的强化，而是其他角色和故事的弱化。以金松峰这个角色为例，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刻板的恶人形象，工具人属性远大于血肉感。金松峰的律师也被刻画得只是一个趋炎附势之徒，毫无专业素养可言。恶人塑造的弱化，同时削弱了正邪拉扯、叙事张力的营造，以至于最后那场本应精彩的庭审戏成为了李淇“一个人的独角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淇这个角色的强化可能并非出于叙事需要，而是出于流量选择。因为在营销过程中，放大流量演员的角色属性与颠覆性演技，远比严肃的社会议题更易制造传播爆点。这不是孤例。过去几年，多数由流量明星主演的现实主义作品也都更倾向于“唯主角论”，配角围着主角转。

　　影片后半程最大的问题在于未给诉讼案件铺垫足够的诉讼逻辑，从李淇决定帮助聋人群体开始，圆满结局已经成为必然。电影中诉讼成功的关键是，11位被金融集团威胁不敢出庭作证的聋哑人，看了李淇在中关于“发声”的慷慨陈词后，从各地奔赴法庭作证，于是他们成功了，坏人得到了惩治。美好得如童话一般，却显然脱离了现实。

　　如此种种，都让《震耳欲聋》看上去虎头蛇尾，未拍出该题材应有的力道。这是《震耳欲聋》最让人遗憾的部分。